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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是俄罗斯的“友谊”(1 / 1)

七七事变后,特别是在日本占领武汉以后,斯大林认为中国事实上已全面亡国,因此加大了对远东中国人力度,把远东的十多万世代居住的华侨和二十多万中国客商劳工,安上各种罪名:如社会危险份子,有害份子,日本特务,分别判刑数年到十多年。幸运的被发配远离日本占领地的中亚无人烟地区的青山脚下,更多的发配到西伯利亚的高寒地带去服苦役。海参崴这样的城市,华侨一个也不准居留。

斯大林对远东华人赶尽杀绝

十月前,海参崴、双城子、伯力、海兰泡,中国人的店铺林立。据莫斯科一位汉学家去年在联合国《世界华侨史》广播文稿中提供的研究资料:十九世纪中叶,海参崴有一千三百多家中国商店,而俄罗斯才有一千一百多家。“中国人常常骑马把商品卖到周围和偏远的农村。中国货价便宜,很受当地人欢迎”。大批华商、华工从海兰泡入出境,到海参崴、伯力附近城镇经商或做工。

“每年仅季节性临时工过境的就有二三十万人。一般是夏季来做工,冬季返回”。“他们一个人一个月可以挣十五至二十个金卢布,能工巧匠多一倍钱,俄海关允许带回中国一半......”一九三一年九一八起,苏联对远东边界看管加强了,主要防控中国人进出,利用苏联抗日。日本全面侵占中国,斯大林更不客气了,对几十万华侨、华工的迫害与希特勒当年迫害犹太人几无二致。

苏共当年对中国男青年迫害尤其严酷。我知道一个真实的故事。一位叫赵福昌的青年,住在距离伯力近五十公里的农村,到伯力买东西,被苏联大兵不由分说地抓走。塞进一间已关押了三十多名中国人的临时牢房。审问时逼他承认是“日本问谍?赵答:“不是。我早就在这里住,还有妻子。“。审问者根本不听,挥手带回去。经一位朝鲜人翻译指点:“不承认就会被枪毙。”第二天提审,赵便承认是日本特务。并编造为日本人刺探伯力的苏联空军数量。由于“态度好”,被从宽判刑十年,发配到北纬六十三度的北极圈的雅库茨克。这里夏季两、三个月没有黑夜,冬季两三个月无白昼,气温低到零下五六十度。外来人约有一半不久就死去。赵福昌仰仗青壮年,耐受力强,活了下来。“刑满”回到了伯力,一九六六年谢世。

十多年前,笔者在外兴安岭的结雅斯科附近农庄,遇到了三位中国老人。其中一位已八十岁了,是烟台福山县人,叫张德魁,见到我们两位中国人哇哇大哭,“可见到祖国亲人了”(半个世纪没有看到从中国来的人)他们是一九三八年从海参崴被清理赶出来的。“家口”(老婆孩子)给轰到哪里去了,是死是活?

他们都不知道。他们八名中国男人,被发配到这高寒地带,密林深处,那五人已先后故去,现在只活着他们三人。我向他们说,中苏关系改善了,中国已经改革开放,你应当回老家看看。张说:“老家不可能有人了哇......”我心里很酸楚,依依惜别。好在苏联女人多,这些人都有了老婆孩子。

老党员回忆斯大林迫害华人

早期党员河南人马员生,一九二六年被派遣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及列宁学院学马列。与董必武、王若飞是同期同学。但是一九三、一九三七、一九四九年几次“肃反”屡屡被捕判刑。原因是他曾经称赞过红军总司令托洛茨基,托被斯大林搞掉后,就追查同情者。他坐了苏联三十年的牢,一次次被判刑流放,直到一九五五才回到中国。后经董必武帮助恢复党籍,在富拉尔基东北重型机床厂担任技术处处长。一九八七年出版了一本真实生活的《旅苏记事》,群众出版社“内部发行”。该书中写道:“一九三九年夏,一批中国人约有一百多,坐船路过农场到沃尔索特去,也因水浅,停在岸边,他们的未来得和我一样。谈话中知道他们大部份是从海参崴来的。

据说,日本占领武汉后,苏联开始对在海参崴附近一带的中国人进行大规模拘捕,许多人被判刑八年、十年,还有十五年的。都给网上各种罪名。”“过了不久,又发来一小批女犯人,有人告诉我,中间有两个中国女人。我很奇怪,便怀着好奇心去找她们。据她们说,一个中国人叫黄南波,一个朝鲜族中国人姓朴,曾在东北抗日联军中和日本人打过仗。年龄很轻,都是二十多岁一九三七年被派到莫斯科学习,一九三八年忽然被捕,说她们是侦探,判刑到这里。”“一个五十多岁的山东老头郭金玉,他从山东来到东北黑河地区金矿做工,夏天到呼玛山上顺黑龙江向下流放木排,他押运的木排被冲到苏联边界。被捕后,也以“侦探嫌疑”判刑八年。这个人又瞎、又聋、又哑,俄语一句不会。竟然也被判为“侦探”。”

是由】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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